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摘要：
人们总是在不断的教训中得到教益，但是如果这种教训一旦被强权维护和支持，那么在人类社会科学将会从此一蹶不振、停滞不前，甚至是失去科学。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以民主为前提，民主能推动科学的进步。
关键词：李森科学说 自然科学 生物学 苏联 科学与民主
正文：
20世纪30年代，正是遗传学迅猛发展之际，而苏联却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其生物科学与自然科学乱成一团，出现了一段历时30年的反对并扼杀遗传学的伪科学案。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由于得到斯大林、赫鲁晓夫等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李森科在苏联科学界横行了30年时间。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他们残酷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李森科的学说[1]认为遗传不仅是称为基因的特殊物质的作用，而且是与细胞或体内所有的物质都有关系。根据他的说法，由于环境的变化，生物体的原来代谢要求得不到满足时，生物就大都要死亡，但也有一部分生物由于新陈代谢发生了变化而从其他生物体中分离了出来。因而生物的遗传性既是保守的，但普通身体某一部分的新陈代谢变化影响到生殖细胞的形成过程时，这种代谢变化就会遗传下去。如果承认这种法则，就可以人为地控制遗传性。此外李森科还提出过进
化乃是一个物种飞跃地变成另一物种的过程的理论。这种学说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李森科在其父亲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春化处理”在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此外李森科还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V．Michurin)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G．Mendel-T．H．Morgan)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李森科最初面临的主要反对者是来自美国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后者认为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N·I·瓦维洛夫支持穆勒的观点并成为李森科的头号对手。最后李森科还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致使苏联许多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一个个不是被毙就是被流放或是被关入狱中。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伪科学终究还是经不起真正科学的实验的检验。1952年底，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植物学杂志》出版了，它再次对李森科主义提出质疑。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加速了李森科之流的毁灭进程。1955
年底，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合写信给苏联当局，要求撤消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
“李森科事件”[2]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近30年的时间里，李森科的“新生物学”对遗传机制的阐明没有丝毫进展，关于遗传性的定义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还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灌输给许多人，并迫使人们理解它，但却没有给人们提供任何新知识。李森科每提出一个新建议，就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于趋炎附势。李森科周围的一伙人与其说是学派，不如说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宗派或帮派。他们掌握了领导权，控制了。一般公众既不知道现代遗传学的卓越成就，也不清楚李森科主义给前苏联科学和农业等方面所造成的危害。该事件就是
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所以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等非科学因素对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所造成的制约和影响有时候是不容忽视的。对李森科事件做出准确而全面的分析不是件容易的事，主要有苏联知识分子的失误、斯大林领导模式的弊端、经济建设中的实用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等方面的原因。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原文中的两段话[2]：“（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这两段话隐藏着这样的意思：（1）应该给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一切反对异端见解的人必须提供证据；（2）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无需在此之前抱怨社会的不理解。（3）所谓科学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改变人类原有的认识。因此，选择错误是一种权利，否则就没有科学探索的合理性。
自然科学理论问题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被轻率地判定为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学派；随意给科学设禁区、下禁令；不准自然科学刊物宣传不同的学术观点, 不给科学家以交流学术思想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
从该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首先[2],科学不等于圣洁。科学家不等于道德高尚。这样的教训古今都有。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的弟子希帕索斯发现无理数，却被老师处死。事实上，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标准与创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出现必然形成相关的评判正误的标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出现的过程就是对原有标准突破的过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标准的或压制。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刻地反思两种科学的悲剧：一种是推行错误的标准所导致的后果；另一种是肆意创新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其次[3]，科学的发展与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李森科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特有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对科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它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而是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制度文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对精神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经济思想、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政治文化模式完全相同的国家。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苏联模式”曾经被机械地硬搬到这些国家中去，结果制约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再次，要防止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扰。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本来没有多大关联，但是如果二者被人为地牵扯在一起，就会导致意识形态对科学的扼杀。科学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的色彩，而只能是理性的。1948年，法国遗传学家莫诺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李森科的胜利没有任何科学性”，在列举了李森科的一系列论点后，指出这些都“缺乏物质基础，只限于意识形态”。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用作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其社会功能在苏联发生了错位。这时期国家的思想政治环境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教条主义、僵化意识、本本主义、理论与生活的脱离等泛滥于一时。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者关于某一问题的意见。这种情况下，科学和伪科学的划分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根据，而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
20世纪30年代苏联自然科学领域的争论，学术性越来越淡化，即使固守科学精神的学者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天真地从科学是非和哲学理念角度参加论战和进行“不合时宜”的创新独白，而那些意识形态的打手们却从来不在这方面纠缠。我们发现，在那些冗长的、充满政治术语的论战文本中，没有多少东西是有思想闪光的。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时，有一大批科学家和哲学家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地得到一大批成果，虽然有许多失误，但却生动活泼，充满创造性。但是，30年代后，这样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历史证明，科学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无论什么时代，科学研究都是自由的，任何个人组织都不能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强加于别人身上，而科学研究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其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此外科学都必须立足于不依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尊重实在，这永远是科学的灵魂。任何政治团体组织都不能因此，必须创造一种彻底维护科学性的社会
，否则科学事业就会被扼杀。这始终是一个必须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和警觉的问题。当今社会的后现代思潮正在鼓吹科学的价值性，主张可以随意用任何社会文化诠释科学的成果，这其实是在为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左右科学事业的政治霸权话语招魂。回顾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史，足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保卫民主，保卫科学。
科学与民主自由具有一致性[5]。默顿在论述科学精神气质时就表明，科学和民主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民主的精神气质把普遍性作为一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指导原则包括在内。”，“科学的普遍性蕴涵的成就评价的非个人标准和社会地位的不固定，描绘了民主社会的特征。”莫兰在阐明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论基本原则——客观性原则、检验原则和事实上的证伪原则，这一切都是按照公认的游戏规则进行的——后得出结论：“科学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好的民主社会。”
科学与民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是互为因果条件的[5]，并且在历史和地理上是巧合的——共时同地成长和确立。这些新观念的出现和确立，或多或少是在同一地方——西欧，并在大致相同的时期——约在1600年至1800年间。科学与民主、自由的一致性不仅表现在三者在内涵和精神上的一致、历史和逻辑的联结，而且也表现在科学与它们的相辅相成的互动上。另外，高技术可以被用来帮助压迫，也同样可以用来支持民主。近几十年，在科学落后的国家，惨不忍睹的持续不断。最有力的同盟者不是科学，而是束缚于习惯，是作为其最高表达的科学的那种批判传统发展得不够。事实上，高技术很可能像支持那样支持民主，信息传送的现代方法对民主、对权力扩散和公正所起的作用至少像它们对一样有效。
总之，科学可以为民主政治所用，但科学不能取代民主政治，一旦科学主宰民主政治其结果只能是技术的乌托邦之梦[6]。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必须谨防科学技术对民主政治的僭越，要充分认识到，虽然“科学”在近代史上曾经是促进民主的知识力量，但在当代我们必须警惕科学主义的独断专行，科学的独断专行会断送民主[7]，而民主得不到保证的科学研究也将会阻碍甚至是扼杀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前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http://www.zhenpm.cn.《震惊世界的十大科学》 [2]http://wenku.baidu.com.《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
[3]http://wenku.baidu.com/link.《科学以民主为前提——李森科事件的启示》 [4]孙慕天.《“李森科事件”的启示》 [5]《简释科学与民主自由的关系》，李醒民
[6]邓丽兰.《20世纪中美两国“专家政治”的缘起与演变：科学介入政治的一个
历史比较[J].史学月刊，2002(7)》
[7]卢风.科学、民主与良知[M]//吴彤，蒋劲松，王巍.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