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对纯文艺的启示

李向明著.转型期大众文艺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06.

第一节 超越雅俗，共同繁荣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文艺本质规定为“意识形态”，并过分强调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和文学的认识功能，文学变成了对政治条文的诠释，变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至新时期以后，许多文艺工作者强调文艺的本质是“审美”，也有人把“意识形态”与“审美”辩证地融合在一起，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这说明理论界对文学的本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所有这些深化都没有与时代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因此，文艺进人市场以后，由于纯文艺不注意受众的审美趣味与接受水平的变化，过于追求创新和深刻，更由于不能改变自身的观念——没有看到文艺的商品属性，没有意识到“读者就是上帝”的市场原理，结果在在大众文艺猛烈的市场冲击下，纯文艺失去了大众，以致造成生存危机。相反，伴随着纯文艺的危机，大众文艺却获得长足发展，其艺术视角和影响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大众关注、消费的焦点和热点。

在文艺发展史中，人们依据习惯的价值取向，轻而易举地对文艺作品的构成状态、审美水平、社会效应等进行品位档次与意义类别上的直观判定：严肃文艺(纯文艺)通常被认定为是高雅的，而大众文艺被认定为是通俗的。但实际上，所谓高雅与通俗，其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文艺发展中，我们经常发现，某种通俗文艺会逐渐转化为高雅文艺，而以高雅姿态出现的某种作品，则可能变为通俗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一员。前者，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金

庸的武侠小说是以通俗的形态出现的，作者自己对其定位也是如此：“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然而，金庸这种通俗的武侠小说，却因为作家把浓厚的历史意识、深入的文化思考和高明的艺术技法渗透其中而显得十分厚实深邃，从而具备了向高雅转化、升华的可能。20世纪90年代，金庸作品的高雅品位越来越被人们认可，成为亿万读者阅读活动的中心，甚至有人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序时，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位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等之前，这可能是最为典型的俗文学向雅文学转化的范例。后者，如“闲适”文学在90年代被“俗化”的过程。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闲适”散文小品，含有士大夫情绪，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含义，是很雅致的文人创作，但在90年代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它改变了原有的内在的文化含义。大众阅读他们时，完全剥离或忽略了其间隐含的文化人的情绪意义或文化传统，而成为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读书，并成为大众文艺的一种类型。

研究文学史的著名学者章培恒曾经说：“其实，在轻松、通俗的文艺和所谓严肃的文艺之间本无截然的界限。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是备受前人称赞的、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具光彩的‘一代文学’。但词、曲本是通俗文学。唐诗中的许多第一流作家的名篇，都曾由乐妓歌唱以侑酒，很难说这些作品不属于通俗歌曲。„„从文艺发展的角度看，轻松、通俗的文艺的兴盛并不是坏事，倒是为杰出作家、优秀作品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充分的条件。汉赋、唐诗、宋词、

元曲具有许多结构，就是明证。这些结构，有些本是通俗性的，如关汉卿、王实甫的戏曲；有些虽非通俗性的，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但如果没有当时文学的总体成就，作家也就不能达到那样高度的艺术水平，而这一总体成就却又是离不开当时大量优秀的通俗性作品的。”

我们知道，在正统文学艺术观念中，高雅文学艺术往往是文艺的理想模式，代表着文艺发展的纯正方向，它以超拔的姿态拉开文艺与现实、文艺与大众的距离。它追求博大、深邃与纯粹。而通俗文学艺术则是文艺的民间姿态，它以浅近的方式，力求满足大众普泛化的艺术口味，向受众展示出文艺最为迷人的娱乐价值。因此，通俗文学艺术虽然浅近、芜杂，甚至功利化、滥情主义，但是作为高雅艺术的构成基础或者对应体系，却因代表着文学的世俗化取向而显示出同样不可或缺的价值。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通俗文艺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文艺时代。通俗文艺由于贴近大众的生活，自有它自身对生命力的表现，而且它往往能蔑视正统的清规戒律，写出高雅文艺受传统道德束缚不敢表现的内容。更何况，如章培恒先生所说，通俗文艺总在不断变化为高雅文艺(虽然并非全部)，每种通俗文艺都有发展为高雅文艺的可能性。可以说，高雅文艺的进化，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力于雅俗文艺的“对峙与调适”而产生的强大的选择力量和推动力量，正如小说史家陈平原在谈到通俗小说时指出的：“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或称探索小说、文人小说、高雅小说)的对峙与调适，无疑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因此，在雅俗文艺之间，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二者价值转换的事实，而不应以某种借口否定通俗文艺本身。

雅俗文艺的“对峙与调适”是文艺发展的动力，更是文艺发展的一种规律。这种“对峙和调适”其实也是雅俗文艺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表明，文学发展需要在精神取向与世俗姿态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关系，而不应以一个极端取代另一个极端，哪怕精神取向看上去更有价值。

雅俗文艺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严肃作家不应一味拒斥通俗文艺，他应放下架子，向通俗文艺学习、吸收一些有活力的因素，重视借鉴那些在中外通俗文艺里积淀下来的经验，创造出更有趣的写作方式。其实，文学艺术的畅销与流行并不是完全按照“格雷欣”法则(又称“格雷欣规律”，即货币流通中一种货币排挤掉另一种货币的现象。)进行的，一个时期的精英作家丝毫不影响他成为通俗的流行的畅销书作家，通俗文学的手法完全可以和精英意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俗化的阅读快感与高深的严肃思考也可以在一部艺术作品中和谐地统一起来。现代的赵树理、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就是例证。通俗作家也应向严肃文艺靠拢，眼界更开阔一些，从多种传统中吸取营养。金庸、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就是明证。可喜的是，在文学商业化强大的压迫下，90年代一些作家、理论家越来越多地认同大众文艺观念，也曾尝试为严肃文艺的生存探索一条新路，借鉴通俗文艺的许多写法技巧和手段，试着写一种又严肃又通俗的作品，而且较成功。作家莫言在90年代初曾说：“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所谓的‘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吸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唯一的一条出路。”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艺术只能为他人和通过他人而存在。”在《什么是文学》中他指出，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是不合情理的。他还详细分析了作品的创作和阅读两个方面，认为作者和读者必须相互承担义务，相互信任。作家的自由不是可以我行我素，因为写作只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部分，文学客体只有通过阅读活动才能显现出来。离开阅读，存在的只是白纸上黑色符号而已。

从接受美学来看，“接受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视野融合’，只有读者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相融合，才能谈得上接受和理解。读者的视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人而异，因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因此，作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当时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考虑当时时代的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水平”。

从上述意义上讲，纯文艺应正视现实，改变观念，清醒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下，文学艺术与其他物质产品一样，都是耗费了一定量的人类劳动的产品，它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仅供自己消费，而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任何文学艺术，如果不考虑受众的兴趣和需要，它就可能在创作者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中自生自灭。

文学艺术的生存与大众的接受有重要关系。越是大众接受并喜爱的东西，其生命力就越强。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否定此前的审美理念时，片面地认为凡是大众喜爱的东西都是传统的，应该抛弃，因而认为大众越是读不懂的东西才是美的，以至于“对艺术作品内在因素的把握并不是廉价的，毫不费劲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种严峻的智力和道德测验。对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完全接受，绝不是一

种愉快的、容易的、舒服的、毫无要求的娱乐”。“严肃的精英艺术有一种迷惑人的效果，常常会给人带来痛苦的折磨。”在这里，文学艺术的阅读成了一件极其艰涩的事情。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一种追求享受的大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迅速地滋长和蔓延。大众对文学功能的期待也随之改变，由过去的“重教化、轻娱乐”变为“重娱乐、轻教化”，甚至是“无教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大众希望阅读一些贴近人生、轻松、新奇甚至带有“刺激”的文艺作品。而当代纯文艺未正视读者审美情趣的这一变化，仍追求所谓创新和深刻，不考虑读者的接受水平和审美趣味，结果纯文艺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当代批评家李陀说：“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以后，随着消费文化兴起而形成了新的文学环境，还出现了新的读者群和新消费文化群体，在审美趣味和注意力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坚持‘纯文学’立场的大多数作家没有真正重视这个变化，他们的写作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于是它和新的消费群体的兴趣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隔膜”。

而大众文艺的创作者非常注重当代大众的“期待视野”，注重当代大众对世俗性、娱乐性的要求，有时到了迎合的地步。这样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文学艺术对深度内涵的挖掘，但它却是大众文艺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艺与受众的关系不是文艺单向度去影响它的受众，相反，它也要受到大众的影响。大众认可的，才是它所应表现的。当然，文学艺术的发展，大众品位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重建，仍然需要具有深度内

涵和创新手法的作品去推动，但这种对深度和创新的追求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像某些艰深晦涩的纯文艺作品，没有大众读者，又从何谈起提高大众文化品位、重建人文精神呢?

因此，纯文艺的生产者在创作时，既应注意文艺作品的品位，又应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水平，根据他们的口味、水平，创作出大众乐于接受的产品，使阅读(视听)成为可能，然后在作者与大众的相互交流中，对大众进行逐步的、潜移默化的提高。正如90年代初期一家国内报纸的一篇报道结尾所言：“剑客梦见鲜花，作家梦见模特，让商业社会艺术化，让严肃作家商业些，这对谁都好。”纯文艺作家的观念应该更新，改变纯文艺唯我独尊、孤芳自赏的姿态，充分看到文艺多元发展的趋势，并且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的作用，兼顾娱乐和消遣的因素，以吸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