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的东传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宗教文化的交流一直是其中不变的重要的内容。中国佛教自6世纪传入日本后，中日两国的僧人往来不断，既有一批日本留学僧来华学佛取经，也有一些中国佛僧东度扶桑，讲经弘法。其中除载之史册，享有盛名的名僧鉴真外，就以明末清初东渡的隐元禅师最具影响。
隐元禅师是明末清初黄檗宗高僧，他于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东渡日本弘法，创立了日本黄檗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檗文化”。隐元的日本弘法不但拯救了当时消沉不振的日本佛教，促进了日本禅宗的振兴，而且传播了中国文化，将中国的建筑雕塑，雕版印刷，书画，医学，饮食及生活方式等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探讨隐元渡日弘法的始末，论述其代表的黄檗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 1隐元禅师渡日始末 1.1渡日前的隐元
隐元（1592—1673），明末清初黄檗宗高僧，俗姓林，名隆琦，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9岁入学，翌年辍学，以耕樵为业，23岁到浙江普陀山朝拜，泰昌元年（1620年）到黄檗山万福寺出家，拜鉴源法师为师，从密云圆悟（1566—12）受心印。崇祯四年（1631年）任黄檗山西堂，崇祯十年任住持。隐元前后主持黄檗山十七年，开堂说法，僧众逾千，禅风大振。 黄檗宗原是中国禅宗的一个教派，属临济禅系统。唐代贞元年
间，正干禅师传六祖之法，开创此宗。其后，曾兴隆于送带弛废于元代，至明代而复兴。万历年间，明神宗曾敕黄檗宗本山匾额为“万福寺”。至崇祯年间，隐元隆琦主持黄檗道场。中兴古道，主张“禅净一致”，宣扬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信仰。
隐元精研《楞严经》、《法华经》及《涅磐》等佛教经典，并在诗谒、书法、绘画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还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佛教界声望日高，名声甚至传到了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其“语录”也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都秒心派僧侣所传诵，这些都为其日后的东渡奠定了基础。 1.2 隐元渡日的背景及原因
邀请中国高僧赴日本弘法，这是自唐朝以来日本佛教界的惯例。当时日本佛教界，临济宗已沦为贵族的文字禅，号称平民禅的曹洞宗也萎靡不振，人才庸下，渐渐为世人所轻，期待在临济、曹洞之外，新兴的中国禅学能带给日本佛教界振衰起弊之效。 当时的日本临济宗僧侣对隐元并不陌生。除了“隐元语录”在日本为众寺僧侣传诵外，明亡后明遗民东渡不绝，他们的宣扬更使隐元在日本名声大增。隐元声名远播，自然成为东郭礼聘的首选。适逢日本后光明天皇欲创一禅林，再加上日本承应元年（1652），二年（1653）长崎唐三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的何毓楚、魏尔潜等人先后上书希望邀请隐元东渡，经德川幕府批准，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自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4月起，接二连三地修书恳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隐元因主持巨刹，分
身乏术，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
翌年11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切邀请，使他深受感动，终于答应东渡。隐元之师费隐从黄檗中兴的利益出发，曾经给隐元写信，以“当守名闻，以荫后人”为由，劝告“决不可往应”，但隐元最终没有采纳。实际上，隐元秉性刚正，苦行高谊，最终决定东渡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顺治八年（1615年）隐元的弟子也懒性圭遵照师命，应邀东渡探询日本的佛教状况，不幸溺死于海中，使隐元非常悲痛，出于子债父还的原因而东渡。他曾对费隐禅师说“然日本所请，原为也懒弗果，有负其命，故再请于某，似乎子债父还也”（,《隐元全集》）第二、当时清兵破浙东四明山、舟山后，南明众多抗清名流战死，鲁王亦自去监国号，清廷对寺宇僧侣控制很严，有反清复明意识的僧侣，“辛卯之难，寺中星散”。（全祖望《南岳和尚退翁第二碑》）这对隐元精神上打击很大，他在复魏尔潜信士的信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正君子道消之际，贤达豪迈之士尽付沟壑” （）。这也是他不听费隐劝阻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隐元看来，振兴禅宗与复明是分不开的，他把复明希望寄托在郑成功等名将身上，寄托在南明永历政权。事实上这也是当时海外明遗民的共同愿望。如朱舜水于永历十二年应郑成功召回国，参加北伐，翌年事败后定居日本。所以，对隐元来说，虽然应邀东渡，但他更希望抗清形势有转机，然后再回国。 1.3隐元渡日及日本黄檗宗的创立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隐元举慧门如沛继席黄
檗，以三年为期，离开黄檗山万福寺。经泉州、安海、于六月初三日抵达厦门，六月二十一日，隐元率领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等僧俗弟子计三十八人搭乘郑成功的船束装东渡。七月五日抵达长崎，受到以唐三寺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第二天，隐元入住兴福寺，开堂说法，名声大振，此后日本各大寺院纷纷请他前往说法。
隐元东渡，日僧非常喜悦，如大阪大仙寺湛月禅师说：“黄檗山隐元大禅师游于我扶桑，宣扬祖风，是何幸哉。当于丛林衰替之秋，如冷灰之复燃矣，孰不随喜焉耶。”把振兴日本禅宗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隐元身上。
明历元年（1655）八月，隐元应日本妙心寺名僧龙溪宗潜邀请，在弟子慧林性机和日僧独照等人陪同下，前往摄津州富田普门寺说法。隐元此行，对振兴日本禅宗和创立黄檗宗有着很重要意义。普门寺是日本临济宗名刹，建于镰仓幕府时期，“应仁之乱”后罹难，梵钟被毁而铄之。梵钟乃寺宇之重要法器，藉以醒觉禅门教义，所以隐元到来后首先铸造梵钟。是年十一月初一日梵钟铸就，隐元为其撰写铭文。
隐元早年曾说：“我这里一法也”，因为他厌恶沉溺于雕刻的文字禅。本来黄檗宗祖祖相传只一心，佛与众生唯是一心，即心是佛，故黄檗宗希运禅师曾云：“形于纸何有吾宗。”（《黄檗山志》卷四希运条）普门寺钟铭“天地为炉，偶铸尔形”寓意一心是天地的本源，生死解脱只是在天地迷悟之间，靠修行内省，方能“昏昏梦觉，蠢
蠢皆惺。”这是不立文字，不靠经教，以心传心的具体表现，所以说“不假雕琢，一火即成。靡寂靡响，应叩则鸣。”而“威音为父，强安尔名。禅林礼乐，必也中兴。无量妙义，尽在此声。”则表达了禅宗之声望，以及隐元振兴日本禅宗之决心。毫无疑问，隐元撰写普门寺钟鸣，弘扬黄檗宗旨，对振兴日本禅宗有着重要影响。 万治元年（1658）九月，隐元在龙溪陪同下去江户（今东京），住妙心寺未寺即汤岛天泽寺说法，十一月初一谒见幕府将军德川家纲，并会见大老酒井忠胜以下诸。
隐元在普门寺期间，除费隐、如沛外，中土的法弟、法侄、弟子、擅越频频来信，几乎都希望他早日回国。他在这种情况下毅然留住日本，为振兴日本禅宗而无私地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其实，隐元向来主张忠孝两全，他何尝不想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如他在复未发禅人书中云：“塔事且缓，待吾归山时为之未晚也，”又说：“断然有成吾志，回山之日必也有期。”“有成吾志”是指南明政权光复浙，闽、就是他回山之日。然而历史无情，隐元有国不能回，其内心矛盾痛苦可想而知。
万治二年（1659）春，隐元承永井信斋居士请，游京师山城（今京都地区）宇治地方。六月，德川幕府下旨令隐元留住日本，开创禅寺。龙溪请隐元选择新寺地址，隐元指定宇治太和山，当即获得幕府批准。是年十一月，幕府颁布禁止在新地建立寺院法令，而对隐元则例外，这充分体现了对他的重视和支持。
宽文元年（1661）五月，宇治新寺落成，其建筑、寺规、禅风
行持都依照中土黄檗山万福寺旧制，并且仍以“黄檗山万福寺”名之，志不忘旧也（《隐元全集》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八月二十九日，隐元进山成为宇治万福寺第一代住持。从此以后，隐元在此寺大畅临济宗风，并使日本开始有黄檗宗(最初称为临济正宗黄檗派,明治9年(1876年)正式称为黄檗宗，与临济宗、曹洞宗并称日本三大禅宗)，实践了他早年的诺言“跨海非常木，撑天必大材。”（《黄檗山寺志》卷八）。宇治万福寺成为”日国”、“日东”名刹，当然不是单纯以地区自然风光之美而出名的，而是在于隐元开山“常集十方龙象，大振断际家风。”广集龙象，大振纲宗，其意义十分重大。
隐元开创的日本黄檗宗，为日本佛教史增添了光彩，为中日文化交流史谱写了新的瑰丽篇章。而独具特色的“黄檗文化”氛围，成为日本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隐元被日本人民誉为“民族文化的大恩人”，也正是基于此。 2黄檗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隐元东渡弘法，传播黄檗文化于日本，唤醒了日本禅学之风。隐元东渡时携带了大量的经典、名人书画、书籍和植物种子等。而且随着黄檗宗的日益兴盛，随他一起传入日本的以寺院建筑为中心的中国建筑技术，建筑形式以及民间医学，素食烹调，僧人会餐方式等，也在日本流传开来，而黄檗僧的持久不变的用明代口语诵经的礼仪也对日本的语言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下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论述隐元所代表的黄檗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2.1佛教文化
在日本佛教界，受到以隐元为首的黄檗文化传播影响最深者，应属京都临济宗秒心寺的龙溪宗潜、秃翁秒周等禅僧（能仁晃道编著《隐元禅师年谱》）。镰仓时代，禅宗名僧兰溪道隆，兀庵普宁等，先后渡日，鼓吹临济宗风，与当时日本国民精神生活以重大影响。然而到江户时代初，临济、曹洞萎靡不振、停滞不前。隐元盛名久为留居长崎的中国僧侣见所宣传，其语录于东渡前已传至日本。日本禅林中最有势力京都秒心寺派僧侣多购读之。他在崇福寺说法时，曹洞之铁心独本、临济之独照，以及铁牛、铁眼、潮音等学侣 ，皆趋其门下。秒心派之龙溪、秃翁、竺印等惊喜异常，竟迎隐元至秒心寺说法。隐元风骨峻厉，丛林纪纲，为之一新，禅门学术波及僧俗。
除随隐元东渡的法子法孙外，在日本尚有龙溪、独照、独本、铁牛、铁眼等杰出的日僧，宇治黄檗山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对振兴日本临济宗影响甚大。这也是隐元东渡对日本禅宗的巨大贡献。当千呆性安接任宇治万福寺第七代住持时，中土万福寺第五十二代住持壁立如迳（1627-1724）致千呆书云：“吾祖东迁后，先渡海振宗风，芬芳挺出，孙枝秀根。”说千呆“扶桑国内太和山中高提祖印，独振玄猷，传持黄檗宗旨，挽回济水颓波。”（《黄檗山志》卷四）充分肯定了千呆及其先辈弘畅黄檗宗风，振兴日本禅宗的历史性作用。事实也的确是这样，黄檗宗的昌盛，对日本佛教界的影响非常大，享保十年（1725）武藏州（今东京都、崎玉和神奈川一带）
目黑威德寺改从黄檗宗，延享四年（1747）秩父法藏寺改从黄檗宗，其风蔓延迅速，先后有近百座寺院改从黄檗宗。迫使德川幕府于宝历十二年（1762）下令严禁寺院改宗。可见日本禅宗在黄檗禅风影响下，滋长了一股生气，遂有白隐禅师出世，使日本临济宗衰退局势得以挽救。 2.2建筑与雕塑
宇治黄檗山万福寺，长崎唐三寺，以至各地所建的黄檗宗寺，几乎都是有华僧监督起造，均用中国式。据《长崎志》，崇福寺三门是在中国使工匠雕成，运到日本建成的。江户初期，佛寺建筑陈陈相因，日沦鄙俗，而檗门伽蓝庭院，独有典丽清淡之趣。游长崎崇福寺的人，无不惊其仑奂之美。而宇治的万福寺，由总门经山门至天王殿，大雄宝殿，无不意态雄浑，和扶桑固有的佛寺异趣。日本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其建筑式样和雕刻装饰完全仿照福清祖庭，是典型的明朝福建佛教寺院布局，整个寺院金碧辉煌，充满生气（后来的日本禅宗寺院大都模仿万福寺的建筑样式与装饰风格）；殿堂内的四大天王、弥勒、韦驮、释迦牟尼等塑像都出自隐元弟子之手，日本的雕刻尤其是佛像的造型，从而具有了福建雕塑艺术的特色。当时佛寺之外的建筑，也有仿华风的，如加贺藩在金龙山营建祖庙，请黄檗五世高泉性监工，仿用唐式，就是很显著的例子。 2.3书画印章及印刷事业
隐元禅师东渡时，携带了大量的名家书画，因而黄檗山成为明清珍贵书画之美术馆。当时不出国门一步的文人雅士，一到黄檗山
就可以欣赏到异邦的名迹，慰平生之渴望。而隐元和其弟子能书擅画，他和高徒木庵、即非被尊称为“黄檗三笔”，对日本的书画艺术影响很大。之前日本的书法多效法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人，流派单一。隐元将宋代福建蔡襄苍劲雄浑的书法风格介绍过去后，对江户时代（1603—1867）的书法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流派被称为“黄檗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右44幅匾额、56幅对联，都是隐元及其高徒木庵、机非等人的书法，十分珍贵。隐元所书“宝殿落成日，坛花出现时”以及“宫殿飞来松隐中，却容卤莽掣颠风，松仙影里呵呵笑，难得西来一老翁”诗句，都被日本列为国家重点文物。 2.4医药饮食
隐元东渡，带给日本中华医学理论的同时，也给日本带去了民间验方偏方。即非如一著的《福清县志续略》中记载了用盐急救毒蛇伤螫、溺水、妊妇逆产、妊娠心痛、风火牙痛等多种办法，足可让我们窥其一斑。隐元弟子最精医术，传其术于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道长等。其中正直最为出名，传有“生理病理图”七种，及书六部九卷，其中以《痘科键》最为著名，正直因而扬名于世。 隐元东行，所携新种植物很多。隐元从福清带去许多菜种，最有名的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隐元豆”。“隐元豆”也叫唐豆、四季豆、三度豆，由于日本的气候温和湿润，很适宜“隐元豆”的生长。直到今天，“隐元豆”还是日本的主要蔬菜，日本人还把隐元禅师圆寂的4月3日命名为“隐元豆日”。另外，用隐元名字命名的食
物还有“隐元豆腐”、“隐元菜”。其他传说也是由隐元传入的食物有“黄檗莲”（即莲藕）、西瓜、孟宗竹等。还有净素烹饪，用中国格式，主客共同围桌而食，所谓“普茶料理”，传布各地，而宇治万福寺前的白云庵就是其发源地。
饮茶习俗也传到了日本，之前日本的饮茶方式和中国宋代的喝法没有什么区别，即喝茶的方式是把喝的饼茶研碎，放到茶碗里后倒入热水，并有茶筅来辅助冲茶。后来千利休总结了众人的智慧，并把禅的精髓也融入到茶道里，把饮茶作为一种茶礼来推广，最后形成日本的抹茶道文化。而在中国，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繁琐的饼茶制作方法，减轻农民负担造福天下。随着造茶方式的改变明朝的饮茶方式也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中国流行泡茶，先把茶放到茶壶里，后倒入开水来泡茶，再分到小茶杯里分喝。这种饮茶放式在江户中期由隐元禅师传入日本，并被提倡推广，在日本受到欢迎。后来日本人把这种饮茶方式称为煎茶道。这时候隐元禅师提倡的饮茶方式和千利休提倡的饮茶方式发生了冲突，在争夺的过程中日本最终保留了这两种饮茶方式至今，隐元因此被日本奉为茶道的中兴祖师。 2.5语言文化
隐元禅师主张用用汉语音诵经，并在法会与修行方式上保留明代风格。黄檗宗传山对于这一制度，世代相袭不改。因此，黄檗宗传入日本，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首先是促进了“唐话学”的发展，中国语言学自然得到发展了。例如柳泽吉宝跟黄檗僧侣学
法式。开始时从学于高泉，然后是法云、千呆，晚年跟随悦山、悦峰学禅。吉宝本人从年轻时起，就对中文很感兴趣，跟中国僧侣开始学禅后，学中文当然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受主君吉宝的启发，儒生荻生徂徕和他的弟子跟黄檗僧侣开始有了频繁的交往，并开始学习中文。宝永时，大潮在护园教中文，接着是香国。可以说江户时代的中国语言学是从黄檗禅的传播开始的。 3结语
隐元东渡，继渡宋求法僧荣西、道元开创的日本临济、曹洞宗之后，独树一帜，开创了黄檗宗。日本黄檗宗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古黄檗”或“唐黄檗”，以示与隐元开创于日本京都府宇治市的黄檗山万福寺相区别，并道出了两地黄檗间的渊源关系。 禅宗以不立文字为教，而隐元为了广泛弘法而多著述，弟子也懒渡日浮海溺死，而隐元却更坚定了海外弘法之志，师友信徒均不能阻。隐元禅师的高风亮节，备受日本朝野的推崇，不论是皇室、朝廷、幕阁、幕臣，还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们或亲自参谒，或求诗偈、题赞，或为外护，竭尽所能援助黄檗山的经营，赞助禅师语录、诗偈集的出版。这一切，弘扬了古黄檗宗风，巩固了与各阶层的联系，促进了新黄檗在日本的发展。
隐元从东渡到溘然圆寂，二十年间，历尽艰辛挫折，竭力弘扬祖风。隐元的家风，明末的黄檗禅，具有强烈的西方净土色彩，禅净融合的宗风和教化形式，给长期处于锁国状态下，力图摆脱固定化、形式化束缚的日本佛教界带来了活力。隐元的禅净双修与密教
祈祷主义相融合的佛教思想特色，令日本佛教界刮目相看。 隐元禅师的东渡，直接传播了明清文化，在建筑、雕塑、印刷、书法、篆刻、医学、饮食、绘画、书法、篆刻等方面，都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黄檗宗寺院在日本有五百多座，信徒众多。具有鲜明的汉传佛教文化风格的黄檗文化已深深扎根在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和纽带。隐元为推动和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能仁晃道编著《隐元禅师年谱》(京都禅文化研究所.1999) [2]平久保章编著《隐元全集》（日本开明书院.1979） [3]清性幽等编《黄檗山寺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 [4]木宫泰彦著《中日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2） [5]徐兴庆《隐元禅师与黄檗文化的东传》（台大日本语文研究第六期.2004）
[6]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 [7]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第三章（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吕碧妮，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历：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