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始祖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

李泽生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为1.08亿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8.98%左右，但分布地域很广。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绝大部分县级单位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居住。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宁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辽宁、吉林、湖南、湖北、海南、等省、自治区。

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18个民族，他们是：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为1600多万人。

一、中华始祖文化的种属概念与“想象的共同体”的合理思维

（一）中华民族始祖文化的种属概念

“中华文化”是“种概念”，“汉文化”与其他55个兄弟民族的文化都是地位相同的“属概念”；要揭示某种“属概念”文化的内涵，除了找出该文化的特点即它与其他属概念之间的差别之外，还要加上种概念的内涵即所有属概念的共同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某一民族文化的概念。

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多元一体”，它以“和而不同”的理念处理个民族关系。因此中华民族文化体现出博大精深、兼容并包、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等特点，构筑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源头。必须注意的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一“种文化”之下，56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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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都有同等地位，都属于中华民族的“属文化”。当然，各民族文化都各具特色，其中都包含有自己的民族始祖文化，各民族的始祖文化更具本民族的特点，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

海纳百川、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文化的源头构建有中华民族始祖文化体系，这一始祖文化体系对各民族的始祖文化兼容并包，各民族的始祖文化在其中都有平等的位置，都得到尊重，是科学的民族始祖文化体系。

追寻始祖是人类更是我们民族的共同心理趋向。我们的先祖不仅创造了影响深远的人文思想，还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辩证生态价值取向，奠定了民族抽象思维的形成，这一“和谐思想”对当今环境保护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我们先祖留给世界的宝贵财富。

（二）中华民族的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的合理思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以下简称《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下文引自该书的均仅标明页码) 一书堪称20世纪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作者为“民族”这个充满争议的概念界定了一个富于创意的定义: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 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 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第一章《导论》, 6页) , 进而探究了“民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在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中成为现实的复杂历史条件和过程。

在先前的研究中,“民族”常被视为客观存在的特定人群, 语言、宗教、习俗、领土和制度等客观特征成为界定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准。近年来, 这样的概念和研究模式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 主观因素日益受到重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范例之一。他认为“民族”的形成除各种可以客观判断的外在因素外, 主观的感情归属同样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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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 民族是一种“文化人造物”。这种观点和分析模式几乎影响到所有人文社会学科。

安德森研究的起点是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一开头就以简洁的文字勾勒出本书的论点：“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各种力量吸收。”在这些凝练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论证。在正式论证之前。安德森先为“民族”这一复杂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共同体。”在这里，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可以说，认识论与社会结构上的条件，酝酿了民族共同体的原型，也为现代民族搭好了舞台。安德森主张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运动是“第一波”民族主义，建立了“美洲模式”；受其感染和启发在1820年以后出现于欧洲的“第二波”民族主义在欧洲掀起滔天巨浪，撞击统治阶级古堡高耸的石墙后所反弹涌现的，是“第三波”的民族主义，安德森称之为“官方民族主义”——其原型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所推行的“俄罗斯化”——后来泛滥于欧洲列强之间的急速扩张海外殖民的。受此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是安德森称之为“最后一波”（笔者注：此称呼尚待商榷）“殖民地民族主义”，受此影响，在20世纪的亚洲和非洲被殖民者的眼中，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边界，开始了本民族的“民族想象”。很显然，中国这个民族意识一直模糊的“老大帝国”中的精英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意识，开始酝酿并推进了“中华民族”这一历史想象。当然，也有西方的知识分子不赞同这一点，印度裔美籍中国式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认为，早在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中国而言，新事物不是“民族”概念本身，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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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虽然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

“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但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情感与理性之间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不能陷入“一不小心”的境地。中华民族正处于复兴与崛起的前夜，这是我们在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时的理性思考。

二、族源性女神母题在构建始祖文化体系中的内在一致性

（一）中华族源性的女神母题

神话时代，各民族对于世界与人类起源命题的解答与诠释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且常常成为特定民族对其族源历史进行认同的表达方式。中国众多民族的族源性女神母题大体表现为4个亚型：即大地女神、救世女神、创世女神、先祖女神等，并多与洪水神话母题链接。这些女神母题所建构的故事化诠释体系，证明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传统上作为母性文化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1.中国族源性女神母题的类型

中国56个民族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族源神话，如同来自太古时代的星光，朦胧、神秘而又充满生机。从各民族近600篇代表性族源神话中，发现40个民族的58篇含有典范性的族源性女神母题，这些母题直接讲述女神对民族起源的决定意义，而且不同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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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信仰，折射出大异其趣的民族个性。族源性女神母题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民族的神话体系中也大量存在。

族源性女神母题按其功能分为4个亚型：

大地女神母题 在人类原生态神话中大地总是作为蕴育万物的女神出现的，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盖娅、巴比伦神话中的女神伽·图姆·达格、凯尔特神话中的女神丰饶三联神、中国神话中的女神女娲等莫不如此。作为族源性女神母题，大地女神母题直接表明了她与人类的渊源关系，即大地创造和孕育了人类。汉、珞巴、门巴、哈尼等民族的族源神话中包含有许多典范性的大地女神母题。这一母题所在的代表神话是珞巴族神话《天和地》，它叙述了天与地结合蕴育了珞巴族始祖阿巴达尼，从而繁衍了珞巴族。

救世女神母题 这一母题也是人类原生态神话的重要母题。大灾难时期，原始初民期望得到神灵的救助，尤其是从图腾神或祖先神那里得到民族持续繁衍的神圣性佑护，因此这一母题大多与洪水神话和再创世神话相关。但也包括其他灾难造成的人类灭亡或面临巨大的生存威胁，如大旱、魔鬼、火种缺乏等。汉、苗、土家、满、朝鲜、瑶、鄂温克、蒙古、仫佬、傈僳、基诺、布依、景颇、哈尼、黎、白、羌、傣、毛难、佤、普米、怒、德昂、水、藏、回等26个民族的族源神话中都有救世女神母题。这也是族源性女神母题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亚型功能性母题。汉族神话《女娲》（抟土造人与炼石补天）是其代表。苗族神话《落天女的子孙》也有这一母题。故事讲的是很古老的时候，天与地创生了一位女神，人们称呼她为“落天女”。她来到凡间，因为吞吃了老人送给她的红果子，生下7个儿子，他们被玉皇大帝任命为雷公，专门监督人类要行善敬孝，否则将受到惩罚。最小的两个儿子戈生与戈瑟脾气都很暴躁，之间发生了冲突，戈瑟用计将戈生囚禁起来。戈瑟的子女伏羲兄妹受骗，给了戈生水与火，结果用雷电炸开锁链逃走，并降下洪水报复。后面即是著名的再创世神话母题，戈瑟的子女伏羲兄妹结合，繁衍了苗族子孙，成为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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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这一神话由两大女神母题组合而成：一是天地创生的女神母题，一是再创世的女神母题，两个母题都承担有救世功能，因此可视为“救世女神”母题。土家族神话《依罗娘娘造人》、极其明确地突显了女神救世母题，认为男神造的人没有生命，只有女神依罗娘娘才造成了有生命的人类。另一篇土家族神话《八部大王》属于英雄神话，其中包含有救世女神母题。神话讲一只仙鹤种的楠树爆出两位大神，她传白虎娘娘的命令，让他们下凡结为夫妻，繁衍人类，后来，女神阿妮喝了白虎娘娘派神送来的喜药，生下了土家族的八位英雄。满族神话《天女浴躬池》、朝鲜族的《坛君神话》、蒙古族神话《天女之惠》、瑶族神话《日月成婚》、鄂温克族神话《鄂温克人的起源》、仫佬族神话《伏羲兄妹的传说》、傈僳族神话《洪水》、《岩石月亮》（虽然也是洪水神话之后的女神救世母题，但这篇神话却有两个极为独特的情节：一是人类毁灭之后，天神发出长啸使天空掉下两个大葫芦，从中生出两个人祖，男的叫西沙，女的叫勒沙，他们结合产生了人类。二是两位人祖又得到另一位水中女神路帕的支持，并与西沙结合）、基诺族神话《祭祖的由来》、苦聪人神话《人类起源》、布依族神话《洪水滔天》、景颇族神话《人类始祖》（存在人类否认母亲而考验母亲的奇特情节）、哈尼族神话《俄八美八》、黎族神话《人类的起源》、白族《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氏族的来源》、羌族神话《黄水潮天》、傣族神话《布桑戛西与雅桑戛赛》、毛难族神话《盘兄和古妹》、哈尼族神话《天、地、人的形成》、佤族神话《谁敢做天下万物之王》、纳西族神话《人类迁徒记》、景颇族神话《宁冠哇》、普米族神话《洪水滔天》、怒族神话《腊普和亚妞》、德昂族神话《人与葫芦》、水族神话《阿日亘送火种》（女神阿晅盗火帮助人类获得熟食，并下凡与水族男子结合繁衍子孙，这是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极其相近的神话母题，但亦有重大差异，水族神为女神，而希腊神为男神）、藏族神话《人的由来》、回族神话《阿丹好娃》、《阿丹和海尔玛》等民族的族源神话都有救世女神这一功能性母题。

创世女神母题 创世女神母题将创世与造人两大功能同时赋予一位女神，显示出人类将世界与人的起源本质同一化的倾向。这一母题应属于原生态神话母题。瑶、彝、阿昌、苗等民族的族源性神话含有创世女神母题。瑶族神话《密洛陀》中创世女神母题是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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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洛陀是最早的创世神，她创造了天地、万物，但造了三次才在蜜蜂的帮助下创造出人类，并用自己的奶水哺育人类。彝族神话《创造万物的巨人尼支呷洛》讲的是天地混沌初开时，女神蒲么列日因神鹰之血滴到身上而孕育了彝族始祖尼支呷洛。阿昌族神话《遮帕麻与遮米麻》更为原始，故事说，混沌之初，一道白光产生了阴阳，阴阳又诞生了天公遮帕麻与地母遮米麻，他们创造了万物，后又结合生下了葫芦籽，人类从葫芦中诞生。这一神话以奇幻绝伦的想象与朴素深刻的思索描绘了宇宙与人类在起源上的相关性，对创世女神之双重性给予了典范表现。苗族神话《创世纪》也有类似的功能性母题。汉族神话《女娲》也有造人与再创世的母题，但由于不具有根源性，故将其列为救世女神母题。

先祖女神母题 这一母题没有很多附着性功能，只是追述其先祖女神如何造人，如何繁衍后代。故其以弱化的功能区别于其他母题。黎、高山和哈萨克等族神话拥有这一母题。黎族神话《黎母山》讲，雷公来到海南岛思河边一座高山上，把一颗蛇卵放在山中，不久从里面跳出一位女神，雷公给她取名黎母，后来黎母与从渡海而来的一位男子结合，繁衍子孙，成为黎族人。高山族神话《神鸟的启示》男神阿波苦拉扬与女神塔里布拉扬在两只神鸟的启示下结合创造了人类。哈萨克族神话《迦萨甘创世》也有这一母题。先祖女神母题往往暗含有图腾崇拜，但其显现并不明确。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朝通志》等记载，满族人们也说他们的祖先是仙女佛库伦吞了雀衔朱果而怀孕降生的，此事也见于阿桂的《满族源流考》。又据满文老档所载：“昔布勒和里湖有三天女俄古伦、京古伦、佛古伦来浴，最末一天，女将一由神鹊衔来之红色果实含于口中，落入喉内，于是身重，遂生布库里雍顺，此族即满族。”

2.女神母题的特征

对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族源性女神母题的亚型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族源女神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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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特征：无论是包孕万物的大地女神，还是直接繁衍人类的半人半神的先祖女神，都集中体现出母性特征，这也是作为族源性女神母题必须具备的首要特征。同时，族源女神体现出浓厚的民族信仰与英雄崇拜特征，女神或作为图腾神如土家族的虎图腾、图腾神之妻如苗族的盘王信仰（以狗为图腾）等；或作为文化英雄出现，如南方少数民族普遍信仰的伏羲兄妹，水族的阿日亘、瑶族的密洛陀等，这也是所有族源性女神母题最具共性的特征之一。

另外，作为神话母题的后世传承，族源性女神母题所依附的神话已经发生较大变异，一些在民族关系与地域文化方面存在历史性的互动作用的民族，其相关的女神母题也随之呈现出相关性，而且，具体神话的结构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一特征的突出例证是伏羲兄妹的创世造人神话中的族源性女神母题，而且，其神话结构上也都与洪水神话相联结，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的结果。“南方各民族具有丰富的洪水兄妹婚神话，苗、瑶、壮、侗、毛南、仫佬、黎、彝、白、傈僳、拉祜、纳西、哈尼、基诺、佤和高山等民族都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流传……它还溢出中国西南部，进入太平洋——亚洲南部文化区，成为其中重要的文化因子……中国西南地区此类型神话在各民族里广泛集中流传，具有发源地的种种特点。”换言之，这种多民族共有型神话是与其传承民族的聚居区相关，伏羲兄妹母题内含了族源性女神母题，而其依附的具体神话则往往以洪水神话来承继一个主要的功能，从而引发族源性女神母题功能。最后，从族源性女神母题的5个亚型，我们不难看出女神内涵的丰富与深刻，从创世到救世，从民族先祖到文化英雄，包蕴了中国各民族最有代表性的女神特征，在其承载的民族起源与繁衍的神圣使命中实现了与世界（宇宙）相通的神圣性。

（二）中国族源性女神母题的始祖文化意义

中国族源性女神母题所建构的故事化诠释体系，是各民族追忆与崇拜女神时代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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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例证。但由于中国56个民族的太古神话大多不见于汉文典籍，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世界神话学界的关注与认可，因此国外少有对这一母题的相关论述，一定意义上它影响了世界神话学的整体研究。这一现象甚至于在国内的神话学者中也是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国内神话学者对这一母题的研究以先生的论文《中国古籍中的女神》为代表，论文全面审视了中国古籍中的女神，也梳理了其中的人祖女神（族源性女神母题），认为所有女神的类型中，人祖女神中较原始的女神、巫术的女神的数量更多，它的出现是由于人类力量扩张、自信心增强的结果，并归纳中国汉文古籍中（当然其所记载的不仅仅是汉族祖先，还有一些少数民族 ）的人祖女神有18位，他们有三大特点：都只有氏族始祖的特殊性身份，而无人类始祖的普遍性身份；都生下了伟大的儿子，即氏族的第一代男性祖先；都未曾有过人世间的两性生活，养育了伟大之子后仍是处女。《中国古籍中的女神》是关于中国女神研究的重要论文，但由于没有涉及中国少数民族神话，部分结论就显出一定的局限性。

我们从中华民族神话的整体来看，中国族源性女神母题的文化意义是丰富而深刻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之于神话是五彩缤纷的，众多的神话传说以族源性女神母题为创世者，说明了华夏先民想象力的丰富性和创造性，说明了中华文化渊源的厚重和神秘。

就宇宙观而言，一些民族的族源性女神母题认为世界与人类的起源具有同质性。瑶族女神密洛陀、彝族女神蒲么列日、阿昌族女神遮米麻、苗族女神务罗务素等既是创世神，也是人类的始祖。他们作为“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不仅具有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价值，而且，随着人类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与证实，其中关于世界（宇宙）与人类起源上的相关性想象也闪烁着人类认识宇宙的智慧光芒。

就神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族源性女神母题一方面展示出各族人民对女始祖神性的崇拜与构建，以完成女神所负载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被附加了浓郁的人性色彩，被塑造为女英雄和无私奉献的人类母亲，进而全面确立了女神的人性特征。这种融合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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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性的双重身份，既是太古神话向古典神话演变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中国文化较早由神本走向人本的重要文化人类学依据。

就民族文化特质而言，中国近40个民族都传承有族源性女神母题，揭示出中华民族传统悠久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定居农业生活对于血缘关系的认同与维护，“即使从野蛮转换到文明阶段以后，亦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远古而蛮荒的中华大地上，族源性女神母题的神话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感受和抽象文化的传承，使无数代中华民族祖先丰富着自己的精神空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和追忆着逝去的昨天，使他们在拓荒狩猎、采果充饥的单调生活中有了幻想和思维的立体建构，有了文化的创造和文明的认知。该主题借助各民族历史久远的文化交流、互动与融合，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崇拜和亲缘价值取向，是各民族神话对中国文化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刻影响，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传统上作为母性文化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特征。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始祖崇拜和亲缘价值取向，是各民族神话对中国文化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刻影响，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传统上作为母性文化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特征。

中国古代的女神崇拜至少在社会学上揭示一个道理：即古代原始母系社会的首领是女的，她们不光担负组织氏族部落成员的饮食起居重任，还担负教化启蒙的艰巨工程。

女神崇拜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构造有极大影响。女娲造人的故事说明女人是造就这个世界的生命之源头。王母娘娘掌握人的生死，还把持刑法、瘟疫，精通音律歌舞，试问，还有哪位神能与之媲美？在当今社会，研究女神崇拜对识别人种群、民族起源有重大意义。它标示着该民族对种群文化基因的亲和认同和凝聚。

在“古典的古代”这一海洋文明的基础上，希腊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而将其中的自然因素神秘化，从而导致了西方式的宗教文化；在“亚细亚的古代”这一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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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文明的条件下，中国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而将其中的血缘因素世俗化，从而导致了儒家式的伦理文化；而在“雅利安人入侵”这一特殊的文明变故中，印度人同时利用了“图腾崇拜”中的两大因素：一方面将其自然的成分神秘化，一方面将其血缘的因素宗教化，从而形成了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正是这种不同的文明路径，使得西方、中国、印度在其后漫长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表征。

三、中华民族神话综合研究与民族始祖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

文化的共性与民族的起源和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有很大关系。中原地区为历代王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中心。这一地区的文化凭借其政治、经济、地理、人口、历史传统等方面的优势，长期以来不断辐射到其他民族所居之地，并为这些民族地区所接纳。所以，中原地区的文化对于塑造中华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结构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整体文化的共性特征。

（一）中华民族神话综合研究概况

1.图腾、族源、婚育神话研究

汪立珍《论鄂温克族熊图腾神话》是关于北方民族图腾神话的论文。鄂温克族民间文学中，有相当数量的熊图腾神话。熊图腾神话是以熊为人类的亲族、人熊成姻及人熊之间产生的复杂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远古文学形式。

刘毓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祖神话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引用丰富的古籍资料，描述了北方民族狼祖神话的各种形态以及在民族融合中神狼的命运、意象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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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木吉拉《古代突厥语族诸民族乌鸦崇拜习俗与神话传说》探讨了北方民族另一具神圣意义的动物意象。

何永福《九隆神话与图腾受孕机制》则分析了南方民族著名的九隆神话所隐含的一些原始文化因素。

万建中《祖婚型神话传说中禁忌母题的文化人类学阐述》提出，在原始民族中，“神话包含的不仅是古老的故事，而且是有关事物起源的道理、不可动摇的道理及言行的规矩等”。祖婚型神话禁忌母题主要针对食 (不能食用图腾物)与色(性)。这说明我国先民为防止人之两大本性的膨胀和无节制，很早就将其纳入禁忌的网络。

廖明君《壮族水崇拜与生殖崇拜》通过对壮族布洛陀等神话中与水有关的情节的分析后认为，壮民族祖居南方多雨地区，以稻作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对水的认知具有较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形成了水崇拜信仰，并具有生殖崇拜的文化指向。

宋颖《中国古代生殖神话类别与文化意义》则从更广的视野梳理了具生殖意蕴的神话。文章认为，生殖神话包括了日月神话、卵生神话、洪水神话、图腾神话、履迹神话等等，作者对它的各种类型做了文化寓意的综合分析，探讨了其中隐含的原始信仰与崇拜。

2.创世、创造文化神话研究

陈岗龙《蒙古族潜水神话研究》认为，潜水神话是蒙古族和阿尔泰—突厥语民族创世神话的原型，是萨满创造世界的神话类型。向柏松《水生型创世神话与民俗文化》系统地梳理了此类神话的各种形态，深入探讨了它所包含的文化因子在民俗中的沉淀。在此类神话里，水被当作了万物的始源、创世的圣物，由此而成为生殖力、生命力的象征符号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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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顶礼膜拜，如在婚俗中成为人们祝愿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吉祥物，在葬俗中又被借助来祈愿死者再生。南方民族还有一些天神或巨人创世的神话。

张霞《补天神话的类型与分布》以收集到的102篇中国补天神话为基础，主要运用历史地理的方法，将该神话划分为炼石补天、冰雪补天、采石补天、缝补型、钉补型等五个亚型，并结合他们各自的基本形态、地理分布、文化背景，初步探讨了补天神话的原型、发源地、文化内涵等问题。

3.洪水、兄妹婚神话研究

洪水神话在南方苗瑶语族、壮侗语族一些民族中常表现为与雷神的斗争。吴晓东《苗瑶语族洪水神话：苗蛮与东夷战争的反映》认为，以鸡(雉)为原型的雷神指祝融，苗瑶语族与雷神斗争的神话反映古三苗与东夷族祝融部落之间的战争。

4.盘古、盘瓠神话研究

在中国各民族神话类型中，盘古型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源流至今尚无定论。曾祥伟调查报告《岭南的盘古崇拜群》为这一神话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本文披露作者近年田野作业的结果：岭南存在着庞大的盘古崇拜群。岭南畲族、瑶族都存在盘古崇拜。在岭南的汉族中也普遍存在盘古崇拜。调查的结果表明：粤北和粤东地区至今仍有大量的盘古庙。大量事象表明：盘古崇拜在岭南渗透于民俗之中，内涵深厚，盘古崇拜的中心在岭南。

5.英雄神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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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蒙古族神话〈额日黑莫日根〉的文化解读》认为，额日黑莫日根是取代自然神而立的典型的文化英雄，其射日行为表达了初民对自然现象的巫术控制愿望，其按誓言割指变旱獭行为则是初民语言崇拜意识、大拇指崇拜意识和图腾观念的产物。

杨树喆《桂中壮族民间的莫一大王崇拜及其内隐意蕴扩》是对壮族口承文学和民间信仰中神灵形象的分析。莫一大王是桂中壮族民间一个重要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土俗神灵。莫一大王崇拜中包容了特定历史时期壮族人民的情感体验，是一个蕴涵着壮民族文化心理特质的“原型”，它一方面反映了壮族社会历史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壮民族的文化态度、精神特质和民族性格。

6.专题研究

这里提一下广西壮族布洛陀神话的研究。

布洛陀，是神话中的壮族的男性始祖，他与女性始祖姆六甲一起繁衍人类，创造万物。壮族人民还相传，敢壮山一带是他们最早活动的地方，布洛陀与姆六甲当年就是住在这座山上的洞里生了许多孩子。敢壮山最吸引人的是相关的祭祀娱乐节会。根据调查考证，敢壮山祭祀布洛陀的典礼至少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关于回族族源的传说：一、《宛尕斯》，流传在宁夏西吉、固原、海原，但是在南方的广州却有宛尕斯的坟墓，称为响坟，是目前的一个旅游景点。应该说在南方也流传着宛尕斯的传说。二、《回回原来》，在《回族民间传说丛书•人祖阿丹》中说，流传在宁夏吴忠，1980年收集。马旷源先生认为“在云南各地回族聚居区，从交通沿线直至穷乡僻壤，均有此书的演变或截肢而成的传说，……沿海一带各省，据讯也有类似的故事流传。”足见此传说的地域性是比较广泛的。三、《回回的得名》，流传在甘肃临夏。四、《回汉自古是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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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族民间传说丛书•人祖阿丹》中说，流传在，1981年收集。五、《灵州回回的传说》，在《回族民间传说丛书•人祖阿丹》中说，流传在宁夏吴忠地区，1980年收集。六、《西来宗谱》，据马旷源先生的看法，现存有成都刻本和1918年本。

7.神话论著介绍

与壮族布洛陀文化相似，纳西族东巴文化也同样博大精深，《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白庚胜《东巴神话研究》是比较有影响的关于东巴文化的研究论著。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本体研究(包括神灵体系、神话的内容、形象、类型等)，基本上理清了东巴神话的庞杂体系及历史积淀，还进行了大量的属于哲学(如“神话时间”和“神话空间”)和文化人类学范畴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表明东巴神话已不是纳西族远古神话的原生形态，而是向哲学化大大迈进之后形成的次生形态。

白庚胜另一部论著《东巴神话象征论》无论在我国象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还是在深入研究和阐发古老的纳西文化方面，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过著论述了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的原始女神、上古女神、民间女神、道教女神和佛教女神概貌，涵盖了1000个女神的神话及其信仰风俗，具有女神研究、女神题材的文艺创作等多方面的信息量。

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民间的口头文本外部形态的概述，而是选择了十种禁忌主题进行个案解析，深入到禁忌主题内部，挖掘其深层的文化底蕴、形成的根源及发展的脉络，其中许多阐述比较精彩，许多见解不乏独到之处。黄任远《通古斯——满语族神话研究》、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对各自的领域做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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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章节以论文的形式发表，部分前面已作介绍。

刘亚虎《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神话部分从民族文学关系的角度对神话做了研究，涉及《山海经》、《诗经》、楚辞、《庄子》等古籍和射日、洪水、伏羲、廪君、盘瓠、盘古、九隆、竹王等神话类型。这样着眼于民族关系与文化互动的研究预示着中国神话学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

据有些学者考证，藏族的祖先吐蕃族与汉族的祖先华夏族都来自我国西部支系众多的羌人部落，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姬姓）和炎帝（姜姓）分别来自氏族（从羌族分化出来的一支）的少典氏和羌族的有蟜氏。很大一部分藏人是发羌族的后裔。“不仅‘蕃’字是‘发’字的音转，‘藏’字也是‘羌，字的音转。”

（二）中华民族始祖文化的特质：自组织系统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主要是在元典文化时期以前。中华文化的特质于此时期内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它有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文化的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差异，并加以总结。如，张光直等说中国文化属于连续的，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则是断裂的，一种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是连续的。我们将中华文化的这个特质称为中华文化的“原质”。

正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原质，才会有神话的融合与归纳。“古史辨派”的“层累说”，基本上是对的，说明多元融合的事实，即多元的祖先融合为一体。各部落集团融合后打乱了原有的神话系统，将祖先神进行了“归纳”。当然，“古史辨”的疑古，已为上述考古材料充分证明，是必须加以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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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大一统”思想相伴随，中华文化还有另一个特质，即中华文化的“兼容性”，这是一个次生性特质。如果仅仅具有交融性，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斓的原因。而有了这个兼容性，就可以在统一的思想之下，兼容并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点。《礼记·王朝》即已阐明，华夏、夷蛮戎狄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是地理与历史特点不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统”，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多元的统一，才能保障统一的巩固与发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的确定，不以“民族”为限，而以“大一统”为根本标准，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正统观”。西方强调文化“熔合”，所以美国早年的民族就有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谓“A+B=A”。这样的“文化吞并”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尽管汉文化的主体作用非常明显，同时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哪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是如此。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所不同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大一统的趋势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兼容性”，其明显代表就是符合而成的“龙”图腾形象，“龙”其实代表了许多部落联盟图腾的综合。

自组织特点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自我完善发展的强大推力。从历史上看，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赢，在每一次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后，都会产生更加强大的、比原来的民族更加优秀的群体，其结果都是形成更加强大的政权和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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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维系这种持续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通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你去我来而又各具个性的共同体。我国56个民族都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我国现代的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是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的。

首先，汉族是融合众多民族演变而成。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是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汉族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此后不断发展壮大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这种融合有的通过边疆少数民族内附与汉族杂居实现，有的通过少数民族政权推行“汉化”实现，有的通过战争方式实现。同时，汉族又像一座民族交融的大熔炉，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

其次，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也是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女真、满族等，成为东北少数民族的祖先。在西北地区，先后有鲜卑、氐、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形成吐谷浑、党项羌等，逐步演化为当今西北各主要少数民族。在南方地区，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我共融的民族关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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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向心性、多层次性和主动性等特点，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向心性特点推动中华民族一体性形成。历史上我国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围绕一个核心进行，就是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汉族群体为主体创造的中原文明。周边地区各族群倾慕中原、学习中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原，接受主体民族的凝聚。就是在战场上战胜了中原，入主中原成了统治者，他们也主动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吸收汉文化的营养来充实和改造自己。因此，中原地区群体数量像滚雪球一般地壮大，而且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多个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民族实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多层次性特点促进中华民族多元性形成。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同，接受中原文明的程度也各异。他们一方面吸收借鉴、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坚持本民族特性，保持并强化民族自我意识，使自己民族“能以鲜明的个性树立于中国民族之林”，而不会“消融于汉族之中”，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特殊作用。众多少数民族保持本民族特性，就保持了“多元一体”中的“多元”，没有“多元”或者说“多元”变成“一元”，中华民族也就不成其为中华民族了。

同时，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民族地区依据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制定不同的与律令，既能真正把所有民族地区都置于管辖之下，达到巩固和发展“一体”的目的，又能充分调动各少数民族、各民族地区的积极性，达到共同缔造、振兴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目的。

（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内涵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间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笔者认为，民族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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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交融有3个层面。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主要解决互通有无的基础问题，形式上包括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程度的深化和内容的拓展，主要实现民族间互补互利的共生问题，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交流。经济交流主要涉及经济上的联系、分工、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的实现关系。包括经济上的协作、相互依赖、互惠互利(正面意义)，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掠夺(负面意义)。政治交流在我国历史上主要包括不同民族的和亲、使节往来(正面)、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等(负面)等。文化交流主要是吸收它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并变成本民族文化新的组成部分。社会交流涉及婚姻家庭、人口等方面，比如民族间通婚就是民族交流发展的重要表现。民族交融是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造成的稳定状态和过程，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结果。

（五）新时期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与趋势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第一次在我国真正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消灭了民族剥削和压迫，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备了根本的政治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共同性不断增强，各族群众通过相互交往、交流并逐步交融，这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流，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自觉行动。

一是民族交往空前广泛。我国各民族长期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即使在民族自治地方，也往往形成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特点更加明显。农、牧区人口向城市流动，西部民族地区向东部的“东行”流动，以及旅游、休闲为主的四面八方流动等，形式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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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民族交流空前深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真正实现了各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利益上的一致性，增加了各民族间共同因素，民族交流也就更加丰富多样。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民族间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城市中，不同民族通婚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日益增多。同时风俗习惯出现相容性趋势，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中，彼此了解、尊重和容纳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各民族之间不但没有出现民族之间的隔阂，反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加强。

三是民族交融空前深化。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消亡之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完成之时。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时期既不是民族融合时期，也不是民族同化时期，民族交融的最大特点就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的民族确保了各民族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既充分展示自己又能够充分发展自己。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各民族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各自特点并不会因此减弱。当前我国的民族交融就像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都是必不可少的成员，离开谁都不完整。每个成员都有共性特点，同时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大家庭里都能够充分彰显自己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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